全球气候治理下，美欧ESG政策的变动与思考

# 全球气候治理下美欧ESG政策的变动与思考

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大背景下，美国与《巴黎协定》之间“三进两退”的复杂纠葛，以及欧盟ESG政策在2025年的显著转向，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。这些政策变动不仅深刻影响着美欧自身的经济与环境发展路径，更对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产生了深远的涟漪效应。

## 美国与《巴黎协定》的“三进两退”历程
2017年6月1日，特朗普以“损害美国经济”为由，首次宣布美国退出《巴黎协定》，甚至将其称为“骗局”。2020年11月4日，美国正式完成退出程序，成为首个脱离该协定的国家。然而，2021年1月20日，拜登上任首日便签署行政令宣布重返，2月19日正式生效。但在2025年1月20日，特朗普第二任期首日再次签署退出行政令，联合国宣布美国将于2026年1月27日正式退出，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对。

美国退出背后有着复杂的核心动因。从政治层面看，共和党与能源利益集团深度绑定，特朗普竞选期间接受大量化石能源企业政治献金，退出被视为回馈传统能源行业、巩固选民基本盘之举。同时，“美国优先”的单边主义作祟，特朗普政府认为协定“不公平”地将减排压力转移至美国。在经济考量上，特朗普声称退出协定能促进传统能源复兴，创造就业并降低能源成本，还可规避向绿色气候基金提供资金的义务。从国际形势角度，美国试图通过退出，在全球气候领导权争夺中制衡中欧，且其退出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立场松动，加剧全球气候行动的“南北分裂”。

## 欧盟ESG政策的2025年转向
欧盟在2025年对ESG政策做出重大调整。在分层监管豁免方面，对中小企业豁免部分ESG报告义务，推迟《企业可持续报告指令》第二阶段实施并简化环境指标披露要求。转型金融弹性化上，允许使用低碳天然气等过渡能源的企业获得绿色融资，暂缓航运业碳排放核算标准执行。尽职调查柔性化体现在将供应链人权审查强制性条款改为“基于风险的方法”，转移部分气候诉讼举证责任。此外，还计划通过综合法案将相关法规合并，减少冗余条款和行政负担。

欧盟做出这一政策转向有着多重动因。经济与产业压力方面，企业合规成本高企，制造业外流加剧，传统行业面临生存困境，如钢铁、化工等行业急需过渡技术认证。国际竞争与政策博弈层面，为应对美国《通胀削减法案》带来的企业外流风险，同时在全球ESG标准角力中避免被边缘化。内部政治与治理挑战上，政策执行存在阻力，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博弈，德国工业联合会等支持放松标准，而北欧养老基金、环保组织则担忧标准倒退影响绿色债券信心。

## ESG发展前景的辩证思考
ESG并非“伪命题”。尽管美国退出、欧盟暂缓带来了矛盾与不确定性，但ESG所秉持的环境责任与经济利益长期协同的底层逻辑并未被推翻。企业自主行动积极，如苹果、谷歌等近3000家美国企业坚持碳中和目标并加大可再生能源投资，美国《通胀削减法案》也锁定清洁能源补贴。同时，ESG全球化趋势不可逆，欧盟碳边境税促使高碳企业转型，全球众多企业加入科学碳目标倡议，资本市场对ESG评级敏感度提升。

美欧在气候治理政策上的种种变动，是各自面临内部政治、经济利益诉求以及外部国际竞争压力下的结果。然而，全球气候治理刻不容缓，各国需超越短期利益考量，寻求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路径，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目标的实现。